《讲话》中说：“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，最深层、最根本、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……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，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、民族观、国家观、文化观，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。”（同上，第26-27页）

作家之于爱国主义，应是起码的也是最重要的思想修养。要时时想着祖国的利益，想着人民的悲欢，想着人生的命运，这是《讲话》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。

人有“人格”，国有“国格”，爱国主义就是“人格”与“国格”在作家思想与实践中的具体体现。一个作家如果名利熏心，置国家观念、国家利益于不顾，这样的作家，其作品的“艺术性”无论如何高明，也是不足取的。因为这样的作家，不可能是“为人民服务”的作家，更不是“大师”的品质。这样的作家，与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者相比，犹如“萤光”与“明月”，“萤光”只能映照自己，而“明月”则能照亮天下，是不可同语的。

必须明确，无论“人格”还是“国格”，都与“阶级性”有着密切的关系，这是无需讳言的。以马克思主义为政治信仰的社会主义国家，与以“民主、自由”相标榜的资本主义国家，是两种具有不同阶级关系的国家，“国格”的性质也就不会相同。

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家，如果迷恋于“普世价值”的虚妄，热衷于“外国月亮”的明光，便失去了自己的“文化自信”；如果再陶醉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，以颓靡阴晦的笔墨，来抹黑、污蔑社会主义制度，这样的文化人，“爱国主义”便无从谈起。

倘若以“言论自由”为借口，在文化思想领域否定马克思主义、否定毛泽东思想、否定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成就，进而否定自己的祖国，这就有了“出卖”的嫌疑。

祖国者，祖宗之国也。连祖宗都可以忍心岀卖，那还有什么不能出卖呢？

习近平同志在《讲话》中说：“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、春季里的清风一样，能够启迪思想、温润心灵、陶冶人生，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。……文艺界知名人士很多，社会影响力不小，大家不仅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卓越，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，更应身体力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努力做到言为士则、行为世范。”（同上，第26页）

多年来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，创作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文艺作品，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，起到了“言为士则、行为世范”的作用。

但也有的作家作品，尤其是被人关注的某些有影响的作家，却偏写“阴翳”而不写“阳光”；偏写“臭气”而不写“清风”；偏写“颓废糜烂”的灵魂而不写“陶冶人性”的故事，置“红色”于不屑，奉“黑暗”为宝典，如此文学乱象的产生与长期存在，无论是出于作家先天的“异秉”，还是由于后天的“染习”，都是对真、善、美的玷污，对光明与崇高的解构，是文学的左道旁门，受到人民群众的鄙夷与批判，是理所当然的。

若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？往往会听到如此的声音：文学要写“人性”，不写“人性”，便不能“深刻”，便不能“伟大”。乍一听，似乎不错，可是细一想，原来这是在玩弄似是而非的理论游戏！

“人性”是什么？作为社会的人，“人性”是与“社会性”紧密关联的，如果把“人性”中的“社会性”涤除，那就只有“兽性”了。君不见，有的作品，以写男女交媾为专长，写屎尿屁为新颖，这也是刻画“人性”吗？它能“陶冶人生”吗？

怪异的是，这样的颓废之作，却在文坛被某些“学者”、“专家”极力褒扬推举，以至于使其长期占据着“文学名家名作”的席位，一度禁而复出，再度风光，于是毁誉交错，争议不息！不知这是文学的正常现象，还是香臭杂糅的荒唐。

这种奇异的“风景”是如何产生的呢？或曰与文坛“造神”有关。人间“造神”之事，其实是古今皆有的，同一个人，本来是“败类”，有人却把他说成是“英雄”，比如南宋的秦桧，当时就有人说他是才华出众、堪当“状元”之才。当今仍然有人把他说成“英雄”，并且还是“思想家”。（《秦桧大传》作者）。这虽然是徒劳的，但也能混淆是非于一时。不过秦桧跪在地上向历史认罪的那铁铸的形象，永远见证着历史。这历史是人民的历史，而不是“造神”的哪个人、哪个圈子所能改变的。

“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”。如此看来，无论古今，人为地凭借“话语权”来“造神”，终究是靠不住的，唯有人民与历史，才是“神”与“妖”的真正裁判者。

必须明确，“圈子”造神，是混淆是非的严重误导，所造之“神”，纵然“金光”一时，人民不认可，最终总是要被历史抛弃的，即便史上留名，那也只能是臭名或骂名。

社会“人性”之区分，无非“善恶”二字。倘若有才无德，混淆黑白，扰乱国是，颠倒是非，如此“人性”，都是“恶”的特征。

“恶”性之人，也有大小之分，“偷鸡摸狗”、“渲染色情”的行为，只是小恶；“欺世盗名”、“摇惑人心”者，则是大恶。古代惩治大恶的措施是很严厉的，据史料记载，孔子诛少正卯，姜尚诛华士，都是惩治“行辟而坚，言伪而辩”的大恶之人的千古案例。（分别见《荀子.宥座》、冯梦龙《智囊全集》）孔丘、姜尚（姜子牙），都是中国古代著名政治思想家，他们治国的故事千古流传，可见其不朽的史鉴意义。

现代文明，重“法治”而非“人治”，这是社会发展的进步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仍然在读孔子，人性“善恶”这一千古话题，无论今天或未来，无论对“阶级性”的内涵如何阐释，在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，都是值得检讨与重视的。

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是我们繁荣文艺的正确方针，是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的。但“百花齐放”不等于让有害于人生的“毒花”肆意疯长而不加扼制，更不能对其开放绿灯予以纵容与鼓励。

一个有思想的作家，在“百花”之中，应当是自觉地有所选择，将养心培性的香花奉献给读者，而不是把形似妖娆而暗藏恶臭的毒花推向社会。

我们的文学是“人民的文学”，我们的作家是“人民的作家”，任何一个作家，无论水平高低，都不能把自己当做“精英”，把人民群众看做不懂文学的“愚氓”；更不能以“创作自由”为借口，拒绝道义自律，拒绝人民监督！

过分强调“文艺的特殊性”，甚至迷信“作家是特殊材料造成的”，从而有意无意地对文艺创作的乱象予以宽容，是十分错误与有害的。

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，中国古代没有“作家”这样的专用名词与行当，但“文学家”是实际存在的。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，真正著名的“大文学家”，同时也是思想家、政治家。他们所以伟大，所以彪炳史册，所以永驻人民心中，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着为国家、为人民建功立业的思想德性，其次是因为他们写出了有益于国家社会与人生的光辉文学篇章，屈原、贾谊、司马迁、陈子昂、杜甫、白居易、辛弃疾等等，就是这样的文学大家的典范。

文学离不开政治，古今如此，即便如《红楼梦》、《金瓶梅》这些类似谈情说爱的作品，如果探赜索隐，求其本事，（按：“本事”，指真实的事迹。出处见《汉书.艺文志》）便知它们都是与“政治”密切关联的。李希凡先生研究认为，《红楼梦》“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”，是有道理的。

文学离不开政治，作家离不开政治，更离不开人民，离不开“民心”。

宋代思想家、文学家范仲淹说：“不以己欲为欲，而以众心为心。达彼群情，侔天地之化育；洞夫民隐，配日月之照临。”（范仲淹：《用天下心为心赋》，《范仲淹全集》上卷，第24页）不要以自己的私欲用事，应当以广大民众的情感作为自己行动的标准。与民心相通，才符合天人合一之道；深刻了解人民的心愿，人民的感情，才能做出像日月那样光明正大照亮人间的伟大事业。

——范仲淹的这些话，虽然是针对政治层面讲的，是对如何治理国家的建议，但对于与政治有着密切关系的文艺创作与作家而言，同样是十分中肯与适用的。这也证明了，自古及今，文艺是属于人民的。

“民心”是政治的生命，也是文艺的生命。如果文艺创作，不重视“民心”，还讲什么“为人民服务”？如果一个作家，一部作品，只有圈子中少数人说好，而广大民众却不认可，这样的作品，是不能称之为“人民的文学”的。

当今有的作家，公开发表“远离政治”的“去思想化”言论，甚至提出“要把好人当坏人写，把坏人当好人写”这样的匪夷所思之论，看似奥窔，实则荒唐！这样“特殊”的“文艺创作论”，是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迥然不侔的。

作家本身就是人民中的一员，人民怎么可以“远离政治”？怎么可以没有“思想”？怎么可以强奸现实、好坏颠倒呢？如果承认现实中的“是非”可以颠倒了来写，这还是一个正常的“作家”吗？显然，宣扬这种言论的人，其一是在自欺欺人，其二是在为自己作品的错误思想做掩护。没有其三。

如果说文艺与作家真的有什么“特殊性”，那就是它在意识形态方面，发挥着其他行业不可替代的作用——它可以让人变好，也可以让人变坏，它可以使社会改变性质，可以使国家机器改弦易辙……

历史证明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发生与变化，是有着这样的作用的。如此看来，作为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系的文艺与作家，是何等的举足轻重，又是多么值得重视与关注！

对文艺领域某些错误思潮与文艺创作中的某些乱象，展开批评与争鸣，应当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《讲话》精神，把文艺理论建设搞上去，把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推向新的里程的必要措施，应当引起高度重视。